渡十娘｜“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从岁月深处飘出（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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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常罡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常罡
生於北京，長於北京。少年進廠學工；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糸；一九八五年入美國伊利諾大學音樂學院讀研究生；歸國，任教中央音樂學院十二年。一九八三年起，發表音樂譯述與短、中、長篇文學作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移居美國，研究並收藏中國古代文物，著有《海外拾珍記》。
此文为“今天”七十年代写作计划而作。
依依韶华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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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记得那件精巧的乐器摆在东四信托商店货柜里的模样：黑皮盖盒，打开，乐器被卸成三段，分卧在内衬红色丝绒的凹槽里，管身乌黑，镶满银灿灿的按孔和键纽，令人心动。
笛管胶木制做，按键纯铜镀铬，标价四十元。
店员说得天花乱坠。这叫加膜笛，西洋长笛和中国竹笛的结合，星海乐器厂发明创造。笛身三段相插，按键设制和西洋长笛相同。在第二截管端，设有一可旋转套管，转至有圆孔处，便可贴上笛膜，吹出中国竹笛的声音，弥补了竹笛须指按半孔才能演奏半音的缺点，更能随意转调。套管转过去，圆孔堵没，又变回长笛音色。
东四信托商店位处东四南大街把口。旁边有一小门脸，正是星海乐器厂的修理服务部。店员的知识，应当是从那儿淘换来的。
我小时吹过两天竹笛，嫌笛膜发音脆薄，曾以橡皮膏代替，虽音色厚润了些，但到底是草根大众的玩意儿，外观简陋，沾嘴就响，显得无奇可道。而这加膜笛，远看似雕錾精美的镶银神杖，擎笛吹奏，会招来多少青睐的目光和暗暗的赞羡。只是那标价，在当时一角钱可餐便饭的中国而言，确是一笔不小的款额。
那时父亲随文化部艺术院校下放在河南新县，家事由母亲一人做主。我几次向她诉求：姐姐已经有了一把小提琴。初中快毕业的我，也应该学一件正规的乐器。母亲持家尚俭，虽说对音乐并不懂行，但做为资深的小学教师，深知子女艺教的重要。一天晚饭后，她终于松了口，答应抽空儿先去看看再说。
灯熄人静时分，我躺在自己小房间的床上，思来想去，睡不着。我起身，跪坐在床上。窗外月色，夜蓝星稀，老树枝干丫叉。鬼使神差地，我竟平生第一次做了个揖，想了想，又向东西南北各拜了一拜。并不知拜谁，只希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帮我一把，以无形之手推着母亲去信托商店看看，并且，带那枝加膜笛回家。此时在我的小小世界里，寰球同此笛凉热。
捱过战战兢兢的期盼，最终如愿以偿，是几个星期之后了。母亲在暮色中推开家门，我一眼就看到她手拎的书包里，斜躺着那只长方形的黑皮盖盒。
那些日子，早上一睁开眼，便觉得有什么好事在等待着我，趣味盎然，隐闪幽光。其实，这就是那黑管银笛的幻象。睡前，我小心擦拭笛头、笛身和笛尾，分段放入盒中，轻蒙上一块旧丝手绢，扣上盒盖，放在枕边。
几十年来，这种加膜笛我仅见此一支。也问过音乐同行们，没人听说过，就连最爱琢磨旁门左道的音乐学院长笛教授朱同德先生——曾向我演示如何在长笛上同时吹出两个音——也没听说过。想来这大概是北京星海乐器厂试制的唯一一支，因不被音乐界接受，才辗转流落，来到我的身边。
家里又先后为我买来练习用长笛和演奏用长笛。来到美国，为了自娱，又购进了雅马哈金嘴长笛和村松手工制演奏用笛。虽如此，对这所谓加膜笛，始终未能忘怀。毕竟，它是我拥有的第一件像样的乐器。我在它身上熟悉了长笛的指法、呼吸和运舌的基本技巧，体验过演奏的愉悦。因为它，我萌生了少年时代第一个梦想：成为交响乐团中的一名长笛手。每当音乐会开始之前，吹上一串弧线划过的半音阶热热身，执笛走上台，面对仰慕的观众，态度简慢地坐下来，翻检一下架上的乐谱，和旁边的同事低语几句……
我自幼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氛围中长大的。若要学中西绘画版画雕塑，应该能找到一位一流的名家为师。跨界去寻找一位音乐界中又管乐门下又长笛一小类的老师，而且在当时文艺演出单位大多人去楼空的北京，对我而言，着实不易。
母亲要为另一所小学里的一位青年女教师介绍对象。一问，她居然曾在少年宫学过长笛。双方见面那天，她来我家，极力否认具备长笛老师的资格，但简单讲了讲指法，并要我只取那段有吹孔的笛头，就像吹酱油瓶子口，口唇微笑，气沉丹田，找着寸劲儿，吹响，要平稳，连吹至少一个星期。她让我把手放在她那苗条的腰肢上 ，一吸气，腰围竟像生气的青蛙一般鼓胀起来。加膜笛，她试了试，高音不太好吹，便建议练一段时间，买支正规的长笛。
双方互见，印象不佳，她就没有再出现。
我开始摸索自学的历程。
凭着竹笛的基础，我很快就吹出曲调，练习音阶，指法也逐渐熟练起来。苦于找不到长笛教程，只能逮着什么就吹什么：毛主席语录歌，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电影插曲，新闻纪录片的片头音乐，小时听过的民歌，等等。最重要的练习曲是样板戏，特别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音乐，我简称之为“红”、“白”，每天必吹。
下午一放学，我打开收音机，准能寻出一个非“红“即”白“的频道。调好音量，然便从头到尾，躲在乐队音屏的掩护之下，不管高音低音，弦乐管乐，独奏齐奏，我都掺和一回，艰难的地方便糊弄过去。滥竽充数是个贬意的成语，其实那感觉，妙不可言，心潮随着乐曲起伏澎湃，俨然已被乐队全体认可并被接纳为一员了。
我并不满足于此。会读五线谱之后，从新华书店买来一本“红”的总谱。翻开，如同剖开了乐队的腹腔，我看到了五脏六腑的秘密排列。我把长笛声部的分谱抄下来，脚踏节拍，进入，让出，休止，竟更添奇趣，好似大家集体绘画，轮番上阵，待到你时，立即出手，把你那若干色彩精确地点抹到预留给你的部位上。我有时羞于承认、又不得不承认，正是最初这种闻之简单、听似直白的革命音乐语汇，教给了我音乐的最基本的东西。
有个同学的亲戚的同学的亲戚，借给我一本长笛初集教程，法文本的，条件十分苛刻，只借一天。抄是来不及了，我照谱一条条吹下来，竟势不可挡，于是信心大增。
离我家不远的一处院落，天天传出小提琴练习曲声。那是一位拒绝插队、待业京城的社会青年，怀着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在苦练。我们相识了。他的表弟志在美术，很想拜一位美术学院的老师。我答应一定成全这事儿。表弟便把姐夫，总政军乐团的长笛邵老师，介绍给我。
我顶着寒风，骑车来到车公庄军乐团所在地，走进乐声回荡的大楼，从一层正厅的大穿衣镜中，看到背着长笛抖抖瑟瑟的我。
邵老师听我吹奏，稍加指点。高音要飘、要亮，低音要结实；单吐要有弹性，就像大提琴拨奏，双吐要像机关枪射击，哒卡哒卡，火花四溅。又说，人民大会堂外交国宴，都是军乐团小乐队奏乐助兴。宾主一撤，“我们就开过去了。那叫丰盛。”一个战士学员推门探头。排练的时间到了。
我往外走。一位高大的圆号手，昂首执号，黄澄澄的号身在楼道的阳光下闪耀。他那悠远宽舒的法国圆号声，令人如置身冬日群山之中。
部队传达室的电话很难打通。打通了，很难传达到邵老师耳边，传到了，又很难和他约定上课时间。车公庄路远，径自闯去，又每每扑空。几次下来，只好作罢。
姐姐的好友侯珍，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千金。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一位相声演员，那时正苦苦地恋着她。受她之命，为我引荐了本团临时任用的长笛李老师。
两个月后的一天，去回李老师课。他正在愤怒地练习，情绪很是激动。据他说，自总政军乐团转业，一直没得到与他才华相符的安置，才屈尊来到煤矿文工团乐队，一支连双管编制都凑不齐的破乐队。现在又借口他晚来早走，无故缺席排练，刁难他，向他发出最后通谍：准备曲目，团里要听听他的演奏水平，通不过就走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老师。
沈瑞奉阿姨，中央乐团合唱团的元老，是解放前父亲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她的女儿金红，一个粉嫩脸色、喜气盈盈的女孩儿，好像已被分配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上班，正巧也在学长笛，师从中央乐团的女长笛张老师。张老师位居乐团第二长笛。偶尔，首席李学全老师不在，她一挪身，也坐过首席。沈阿姨跟张老师打了招呼，让女儿带我去见见她，看是否愿意收下我。
张老师家在和平里中央乐团楼区。金红引我进了灯光昏黄的楼门口，沿着蒙尘的楼梯上到四层，敲了敲当中一家的门。
我站在金红身后，心跳得厉害。和平里，中央乐团，那会儿，在我们这些真诚得可怜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心目中，是高高在上、光环缭绕的圣殿，也是森严冷酷、对你的艺术生命操掌生死大权的私刑法庭。
门一开，便有厨房饭菜的温热摸在脸上。张老师就像我远远在台下见过的一样，中等身材，不好看，也不难看。她让我们进来，说了句“你来吧”，便继续忙里忙外，喝令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儿子写作业，进厨房掀锅盖，“哗”地拧开水龙头……
我在门厅里，开始吹新近在练的莫扎特《C大调长笛协奏曲》。她时或过来说上一句“口型不对，”或“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我乱了方寸，心里委屈，越发显得笨拙，手指打战，舌动不灵，高音声嘶力竭，低音虚浮无力。我停下来，换吹另一曲。金红也是头一次听我演奏，微笑着，大概也在替我难受。儿子从里间慢吞吞蹭出来，准备吃晚饭。我想是告退的时候了。
张老师从厨房里探出头，叫金红下星期二来回课。金红走进去，小声和她说什么，应该是关于我的事。她出来时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夜幕笼罩的乐团楼区，家家窗帷透出柔和的灯光。远处似断似续的钢琴声，如撒向暗夜中的散碎晃漾的冰块儿。前面就是金红家的楼。我像个被逐出家门的人，情绪低落，前途一片混沌。金红也是我那丢人一幕的目击者。我一向自认有几分才情的。可这会儿我觉得，在这个女孩心目中，我连一丁点儿威信都没有了。处在少年维特那个年龄，我任性，敏感，看了几本书，刚刚知道到大师多少有些古怪，离明白古怪却未必大师这一步，还有一段路。我竟连“再见”都没心思说，低头就走了。
一路上，想到读过的那些伟人传记，想到罗曼.罗兰笔下那奋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想到成功的那天，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张老师自然也在场，悔恨得根本就不好意思来见我，那悲壮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有了第一位真正的长笛老师，是在1973年。我已在郊区清河镇的北京绒毯厂当了一年多学徒工，父亲也随中央美院干校回到北京。美院图书馆的刘谦叔叔，见父亲来借什么“长笛教材”，一问之下，立刻答应带我去见一位“长笛专家”，他在部队的老战友，空政文工团管弦乐队的苏老师。
苏老师少年参军，在宣传队里吹吹唱唱。五十年代，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糸学习。让他选专业，大概也是出自吹过两天竹笛的缘故，他选了长笛，主课老师就是中央乐团长笛首席、中国第一长笛李学全。李老师课徒极严。有时回课没回好，苏老师气得就摔长笛，猛地举起，使劲下放，轻轻搁在床上。
他教我要把握音乐史上不同时期的时代风格和不同作曲家的个人风格。古典乐派，要从容、典雅、礼数周全，切忌油腔滑调；浪漫时期，敏感、神经质、又富于梦幻之美；苏俄老毛子的音 乐，那是俄国熊大肚囊里吼出来的。他们十冬腊月敞着怀，胸脯上肉厚毛多，蚊子落上去也叮不着……
我摘出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的旋律吹给他听。他说：“想像海边的少女，法国的，独自一个人，远远地，看不真她的面貌，影影绰绰的，身姿那么美，手脚那么美，一句话，倩影，”他把这两个字写给我看。“可你吹得像是革命妇女的大脚。”
有时，兴致来了，他会和我吹一些双长笛重奏曲目。两支长笛的声音，像两条柔朗的光柱，在黑暗中交叉编织出纹理和图形。
他藏有全套东欧长笛学派的教材和相当多的长笛曲谱，供我随意取用。如果说以前，好似蘸着小碗里的水擦擦身，那么现在，我可是纵身畅游在江河之中了。
他为我讲授 和声和复调的基本规则。告诫我，最初训练，要用规则捆住手脚，而最终创作时，一切规则都是可以打破的。父亲那时在译康定斯基的《色彩论》，这与他对色彩学的议论如出一辙。
这样愉快的教学生活，一直持续到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前夕。苏老师心血管不太好，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无力旁顾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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